2019年高校毕业生人数
2018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的数量是820万人，根据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创纪录的834万人。至于毕业后的去向，据调查显示，55.91%的大学生选择考研，28.87%选择直接就业，4.46%选择考公务员，3.94%选择创业，3.15%表示没有想过。
人工智能会代替人类就业吗
人工智能就是使用计算机模拟、开发、提升人类智能的科学，人工智能有两个特点，一是人工，人工智能一定是由人制造出来的，第二个就是智能了，人工智能要学会分析各种复杂的算法。人工智能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了很大的益处，但是这中间当然会有工人失业的问题。但是科学家们都表示人工智能永远都无法取代人类，因为人类有思维，计算机永远不会有。人类可以算错一些东西，正因此创造出新的东西。
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自主择业。根据教育部2012年11月发布的《关于做好2013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的数据,2013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到699万人,比2012年增加19万人。近700万的高校毕业生涌入劳动力市场,这对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在高等教育、教育经济或劳动经济及社会结构领域都凸显了各自不同的表现,这对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体系的制定与完善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政策过程理论的视角审视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变迁中的具体问题也是本文的初衷。倡议联盟框架是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一个较为新兴的政策过程理论分析框架,它突破了传统政策过程理论在分析新的政策问题时所面临的瓶颈和局限,将政策子系统、倡议联盟、技术性信息、政策信念体系等一组鲜活的变量放在一个至少10年的较长时段中对越来越复杂的政策问题予以解构。基于此,本文将以倡议联盟框架为理论分析视角,通过对代表不同政策行动者或倡议联盟的文本集合的内容分析和对部分政策利益相关者(高校毕业生及其家长、高校就业指导教师等)的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式访谈,以期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揭示和展现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变迁的路径、动因和走向,并对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体系的设计提出建议。通过对文本集合的内容分析和相关对象的实证调查,研究主要发现:(1)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变迁共经历了四个阶段:1952年至1985年的统包统分阶段;1985年至1999年的供需见面与双向选择阶段;1999年至2003年的自主择业阶段;2003年至今的灵活就业阶段。其中,1952年至1985年的统包统分阶段确立并沿用的是国家导向政策范式,1999年至今的自主择业阶段和灵活就业阶段均属于市场导向政策范式下的毕业生就业模式,1985年至1999年的供需见面与双向选择阶段是一个由国家导向政策范式向市场导向政策范式转移的阶段,2003年至今的灵活就业阶段出现了发生第二次转移的萌芽。(2)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变迁中的第一次转移是外部环境变化和政策学习发生的综合作用,第二次转移萌芽的产生则是外部环境变化的结果,政策学习尚未发生。此外,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子系统的主导联盟也发生了由国家或政府主导联盟向政府、高校、用人单位主导联盟的转移,新闻媒体和专家学者则作为积极的政策行动者逐渐参与到了政策过程中。(3)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信念体系中的深层核心信念未发生根本转变,即高校毕业生就业所处的根本的社会文化与社会结构并未发生本质的变迁;政策核心信念则经历了由重大转变到出现萌芽的过程,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已经从一个单纯的高等教育与劳动经济相结合的领域,逐步转变成为一个链接了高等教育、劳动经济或教育经济与社会结构的政策问题;次要方面信念则始终处于变化之中,即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子系统中的各个政策行动者的指导性工具、关注主题、参与方式、价值取向或价值立场都发生了较大的变迁。(4)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体系的变迁对目标群体即高校毕业生群体的就业产生了直接甚至决定性的影响,即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的变迁过程中均出现了因政策性或制度性因素而产生的“政策利益受损”问题。表现在高等教育、劳动经济、社会结构和就业政策本身四个层面上的政策性或制度性因素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利益诉求都产生了影响,高校毕业生在就业中的基于生存层面和基于发展层面的利益诉求未得到充分和有效的反映和满足。对2013届高校应届毕业生的问卷调查和对高校就业指导教师与部分应届毕业生及其家庭的半结构式访谈结果显示,现阶段高校毕业生在自身就业意愿方面和就业政策的执行方面都存在问题。一方面,多数高校毕业生在就业时会作出多种考虑,同时还会受到家长意愿与家庭资本的影响,此外,不考虑政策性就业的毕业生更倾向将基于生存层面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置于首要影响因素,而有意愿政策性就业的毕业生则更倾向将基于发展层面的“发展机会与空间”作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和信息获取内容;另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体系中的三大核心内容——毕业生就业率统计、基层就业计划和就业指导服务——在执行中的效果均不甚理想,以高校毕业生个人或群体利益诉求出发的政策设计较少且存在冲突。综合两方面的结论是,最终会导致现阶段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政策利益受损”。在上述实证研究的结果的基础上,本文最后对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在现阶段和未来的走向进行了构想,针对现阶段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中的“政策利益受损”问题,政策主体在重新界定和构建现阶段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基础上,充分反映和满足高校毕业生在就业中表现出来的关于生存层面和发展层面的双重利益诉求,即生存层面上的将用于高等教育投资而积累起来的人力资本在劳动力市场中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从而获取回报收益;发展层面上的公平地享受接受高等教育和谋求劳动择业的机会,在不受就业歧视的条件下,对社会阶层中的高位阶层机会展开公平竞争,改变自身以及家庭的命运实现上升性的社会流动。鉴此,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体系应从高等教育、劳动经济或教育经济和社会结构三个范畴或领域入手,赋予政策子系统其他积极政策行动者(专家学者和新闻媒体)以较强的行动能力,正视现阶段高校毕业生就业中产生的信念冲突,构建适用于现阶段高校毕业生个体和群体在就业中利益诉求的政策信念体系,并以此为指导制定权威决策,逐步确立人本导向的政策范式。